在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（SPRFMO）框架下，秘鲁、智利、厄瓜多尔已形成联合立场，推动设立年度“预防性捕捞限额”，即对公海捕捞努力设定总量上限。由于中国远洋鱿鱼船队是该区域最大的作业力量，这一机制一旦落地，其影响将首先体现在中国现有作业规模上。
中国已率先实施规模控制
事实上，在国际层面推动限额讨论之前，中国已开始对公海鱿鱼捕捞进行主动调控。
自2020年起，中国在东南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实施公海自主禁渔；
2022年起，对五大鱿鱼渔场试行船数上限管理，明确“原则上不再扩大公海鱿钓渔船规模”，并控制各渔场年度累计作业船只数量；
同时推进电子渔捞日志、观察员制度，并探索实行配额捕捞机制。
在SPRFMO框架内，中国亦曾提交限制捕捞努力的修正提案，建议将捕捞船只数量和总吨位纳入管理范围。但相关提案未能形成成员国一致意见而未获通过。
从时间上看，中国在公海鱿鱼规模控制方面的行动，早于当前拉美国家推动的多边限额机制。
拉美三国联手推动总量框架
当前秘鲁、智利、厄瓜多尔推动的“预防性限额”，核心是为公海设定年度捕捞总盘子。
在现有制度下，公海尚未实施正式总允许捕捞量制度。中国远洋船队在开放框架中形成较高作业强度和规模优势。若年度上限低于当前整体捕捞水平，整体捕捞努力将被迫下降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将承担主要调整压力。
这意味着，影响并非简单的扩张空间收缩，而可能涉及现有规模的实际压缩。船队利用率、作业频次以及整体产出空间，都可能受到规则约束。
价格周期与规则博弈交织
近年来，巨型鱿鱼价格明显走强，利润空间扩大，资源价值显著提升。在价格上行周期内，资源分配与捕捞努力问题更容易成为各国政策关注焦点。
对于沿海国家而言，在自身专属经济区实施管理的同时，公海区域缺乏总量控制，使资源利用与利益分配问题更加突出。推动多边限额机制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资源分配结构的再平衡。
因此，此轮限额推动不仅涉及资源养护，也反映出公海规则主导权与利益结构的重新博弈。
制度化转折的现实影响
如果“预防性限额”进一步常态化，甚至过渡至正式配额制度，公海捕捞将进入总量锁定框架。
在开放竞争阶段，规模和效率决定优势；
在总量锁定阶段，份额与规则决定空间。
对于当前作业规模最大的中国远洋鱿鱼船队而言，制度框架的确立意味着增长路径可能发生变化，现有规模优势将受到规则约束。
此次SPRFMO会议讨论的，并不仅是一个年度数字，而是公海巨型鱿鱼是否进入制度管理时代。在这一转折点上，中国既是最早实施规模调控的国家之一，也是规则变化下受影响最大的作业力量。
